“职业教育”如何跳出三十年“换名”的周期律?

最后更新 : 2021.11.19

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职业教育扮演了从新教育的孕育者到旧教育的涤荡者的革命角色。然而,1949年建国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占据领导地位,作为资本主义双轨学制产物的“职业教育”,自然再也无法担当“新教育”的旗手,被“技术教育”取而代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1951年改革学制,将原有多科综合性的职业学校改为单科性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即停办。1953年,在为失业工人举办转业技术训练班的基础上,创办了技工学校。这两种学校成为“技术教育”的中坚力量。

从建国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教育的发展战略经历了从大众教育到精英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从大众教育到精英教育的反复转换。建国伊始,继承解放区的教育成果,开展工农速成和扫盲教育,实行的是大众化教育。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围绕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教育进行了正规化建设,并实行了重点学校制度,逐步走向精英化。但1958年的教育革命,试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加快教育发展,在正规化的教育体系之外,开辟出了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发展和普及教育的新路,大众化又开始抬头。尽管如此,教育精英化的基调并没有得到根本动摇,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从教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可以称作是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一场乌托邦实验。而这场实验似乎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复演,实际上也是反对封建传统教育的继续,即用实用主义对整个教育进行改造。毛泽东主张的开门办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平民主义、职业主义、生活主义。主流文献在总结这个时期的职业教育发展时,常常会说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然,如果单从职业学校的数量来看,也许是如此。但若从整个教育来看,遭到破坏的可能是“普通教育”,但决不是“职业教育”。因为从职业教育角度看,恰恰相反,由于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劳动者,手段是实行开门办学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整个教育出现了“泛职业化”倾向,即普通教育职业化。而作为具体职业教育类型的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由于办学规模和社会需求严密契合,则始终保持了“精英”地位。可以说,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是我国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吸引力最强的时期。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虽然迅速推动了中小学的普及,但这种数量上的普及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文革结束后,进行拨乱反正,教育的钟摆开始重新由大众教育转向精英教育。拨乱反正,首先从恢复高考开始。从此以后,高考开始成为教育的指挥棒,催生了“应试教育”。直到今天,应试教育仍是国人挥之不去的魔咒。为了适应这种转变,从1980年起,开始大幅度地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提出了普职比大体相当的的教育国策,大量的普通中学被改制为职业学校。职业教育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到1990年大致形成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各占一半的格局。

但是,尽管加持有普职比1:1的“紧箍咒”,职业教育的这种繁荣并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高原”或者上升的曲线,而是一直在繁荣和滑坡的怪圈中循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场改革虽然是以经济名义启动的,但实际上却是教育内部的一次自我调整,即由大众教育向精英教育转变。促进职业教育繁荣的并非主要是经济因素,而是人口和政策因素。我国的职业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供给式的,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一直远大于需求。正因为如此,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的制度变革并没有解决“毕业即失业”的宿命。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的“中兴”把这种供给模式推到了极致。直接的衡量指标就是职业学校文凭的迅速贬值。在改革开放前,技工学校和中专的毕业文凭都有极高的含金量和社会公信力。特别是中专,虽然今天我们把之归为职业教育,但它一开始和职业学校性质完全不同。它是专业教育,培养的人员身份是“干部”,而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培养人员的身份则是工人。但是,随着职业教育的大繁荣,中专的身份一落千丈,最终沦为“职业学校”。

虽然,主流的观点都以经济角度来论述职业教育,但事实上,此时的职业教育主要承担了高考指挥棒下的教育筛选机的分离器作用,它成了应试教育失败者的“收容站”。中职常被描述为100%的就业率,但这100%的就业率并不名副其实。这样说并非是指它们“造假”,而是指非“专业对口”。中职毕业生大多都成为流水线上的普工,很少能成为所谓的“中等技术人才”。而这些流水线上的普工,从技术角度来说,并不需要超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因此,正如美国教育学者福斯特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三年学制的职业学校,从技术上来说是一种“浪费”。但为何我们还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呢?这是因为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和企业的职业培训不同,它在本质上是正规教育。而作为正规教育,其功能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与表面的经济功能相比,我国此时的职业教育,事实上更多地是发挥了家庭监护人、社会稳定器和公民教育的作用。家庭之所以把孩子送进职业学校,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许多父母这样做首先考虑的并非孩子的学习,而是让学校替自己“照看”孩子。如果这些初中毕业生过早流入社会,会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因此,政府必须肩负起对他们进行最基本的公民教育的任务。而这正是职业教育与企业培训最重要的区别。

身居中职一线的实践者都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对孩子进行行为矫正,把他们由失败者的心态转变为成功者的心态,甚至比教他们具体的技术更重要。这也许是一线人员和庙堂之上的专家之间的认知落差。但这却是具体发生的职教事实。职业教育首先是应试教育的分流器,这是这一阶段职业教育所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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